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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做这个专题？
在一直很火热的细胞治疗领域中，TCR-T是近年备受关注的方向之一，几家知名的细胞治疗公司基本都在大力推动这一方向的布局。TCR指T细胞受体，其可以引导T细胞识别特定的抗原，相较CAR而言，TCR可识别更多靶抗原，尤其是可识别胞内抗原，因此可在细胞治疗较难攻克的实体瘤中发挥作用、带来突破。而在TCR-T快速发展过程中，国内专注这一领域的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技术和模式、面临怎样的挑战、政策与投资的环境如何正是本专题关注的重点。
在细胞治疗领域中，TCR-T隶属于最热门的方向之一，代表着细胞治疗向实体瘤延展的潜力。高效的TCR筛选及开发是这个领域共同的挑战，目前，全球TCR-T开发处于临床验证阶段，正在等待突破。而对这一方向的解读不能完全跳脱开整个细胞治疗领域。
业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细胞治疗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最小。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2021～2023年，中国细胞免疫治疗市场规模预计由13亿元升至102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81.5%，随着细胞免疫治疗产品的上市，到2030年，市场规模预计可达584亿元。
为什么是细胞治疗？细胞治疗与传统药物有许多不同之处，不仅是技术和机理上的差别。研发客采访了该领域一些公司，了解到这些公司各自的策略以及他们对行业的观察和思考，从而了解到中国在这个行业中，与国际相比，哪些问题是共通的、差异点又在何处。
快速转化的机会
在谈到中国细胞治疗行业时，几位采访对象一致提到其“快速转化”的优势，在他们看来，这一行业发展的重要机会很大程度源自临床资源和相应的监管路径。
RootPath创始人陈曦表示，中国在细胞治疗领域一大特点是更接地气、不教条。在中国，可以通过研究者发起临床（IIT）快速、小规模验证创新的方法和思路，且IIT可在申报药监临床批件之前，这部分数据符合规范的也可以被药监局纳入审批中，加速临床的进程。而在美国，发起IIT需在获得临床批件之后。在这样的差别之下，中国细胞治疗产品开发迭代速度很快。
UTC的共同创始人、有过多年注册工作经验的宋晓东认为，中国细胞治疗临床基础研究较为发达，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临床数量甚至超过美国，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相对宽松的临床试验环境和监管的路径。“在这个监管框架下，细胞治疗的科研和临床才这么活跃，这对于早期研究是比较有益的。”
据研发客观察与采访了解，国内很多细胞治疗开发企业会选择先进行IIT研究，再逐步推动递交IND，进入药物审批路径。寻求快速转化显然是企业采用这一策略的重要原因。
天科雅生物开展临床的经历则证实了临床资源在快速转化上的积极作用。据天科雅生物共同创始人苏震波介绍，天科雅在中美均启动了临床，由于中国临床资源更为丰富，中国的临床试验只需要美国1/8～1/5的资金和时间就可以完成。对于需要不断以临床试验验证创新的细胞治疗行业而言是巨大的优势。
行业规范之思
不过，临床路径带来机会的同时也不乏风险，卫健委将其作为医疗技术监管，国家药监局（NMPA）将其作为药物监管，对其属性认知存在差别，“双轨制”在业界引发了最多讨论和争议。后续以什么样的方式监管对企业和行业发展均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这也是企业非常关注的话题。
陈曦表示，无论美国FDA还是NMPA，对于细胞治疗属性这一核心问题，最近都释放出很好的信号，倾向于将整个流程作为药物来进行审批。美国已上市的CAR-T产品均是按药物批准。在中国，也有很多CAR-T已经获得临床批件。整个行业已经到了分水岭中比较有利的一边。
除了属性认定，双轨制下另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标准。
苏震波告诉研发客，相较医疗新技术，药品监管会有更高要求、更好的规范性，而细胞治疗行业想要发展得好，必须要更为规范，遵照更为规范的方式到最后其实会带来更快的开发速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行业最需要改进的就是需要更规范去做这件事情。严格按照药品开发，这样才能把整个行业做大。”
宋晓东则认为，细胞治疗产品一旦要应用到临床，应用到患者身上，不管走什么途径，都应该按照同一个标准，符合最近刚出台的药品管理办法，遵循最严谨的标准、最严厉的问责。他同时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在卫健委框架下开展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企业应该考虑尽量按照药监局Ⅰ期临床或者接近Ⅰ期临床的质量要求来进行生产和质控。
在此前的一些会议上，药监局也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对于非注册临床获得的数据，也需符合CDE的相关要求，才可能在后续IND过程中被采用。药监局对于其中很多细节的质控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很明确要求遵从开发药物的思路，而不是科研的思路。
而一位投资多家细胞治疗公司、对该领域十分关注的资深投资人赛先生表示，因为这个领域没有很好的动物模型或者其他非临床的验证方式，人体研究是验证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他们会将投资的很多公司引进到中国，希望能够快速开展人体研究。但是这个过程中，他也发现，现在监管在逐渐收紧，监管部门变得更审慎。在这样的趋势下，做得更细、能力更强、资源更丰富的公司可能更有优势。
两地布局渐成趋势
据赛先生观察，在中国，细胞治疗开发公司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公司通常是获得国外授权，从全球带过来技术，这类公司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进展；第二类公司也有一些突破，主要是微创新、微改变；第三类公司可能有一些不错的技术，但他们的创新和团队缺乏继续做好、或者说把产品推动到国际水平的能力。
这其中，具备走向海外市场能力的公司是投资人最看重的，也是他投资细胞治疗公司的一个重要考量原则。他解释，细胞治疗未来最大潜力还是在海外市场，因为海外市场大、医保的策略也更适合细胞治疗产品。而走向海外市场的能力主要衡量技术是否具有全球先进性、足够的创新性和差异化的明显优势。
事实上，此次采访的公司大部分启动了海外的布局，包括在美国申报临床和设立研发中心，其创始团队也大多为拥有海外细胞治疗领域相关工作经验。可以说，以中国作为快速转化基点，走向国际是重要的策略和趋势。
不过，苏震波表示这一策略也存在难点，在中美两地开展临床，不可避免涉及到生产问题，目前在美国的细胞药物生产还是痛点，很多公司在美国没有生产能力，需要依赖CDMO，这涉及到工艺问题，并且需要排队等待，有时甚至要等两年。所以，有能力两边同时进行从药物开发、CMC与生产到临床试验的公司确实不多。速度上的考虑也是天科雅最终在美国建立GMP生产基地的原因之一。
在降低成本的路上
在细胞治疗领域，产品定价一直是备受关注、讨论不绝的话题。全球已上市的两款CAR-T产品，Kymriah定价47.5万美元/疗程，Yescarta定价37.3万美元/疗程，价格高昂似乎已被看作细胞治疗的标签。
有关未来成本和定价有怎样的变化趋势，也是此次采访中，每一家企业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陈曦表示，细胞治疗包括两方面的成本，一个是TCR发现，也就是研发成本；另外一个是生产成本。很高的生产成本再加上研发成本，导致这类产品最终定价很高。不过，对这个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目前生产成本高在于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很高效，未来三五年内这部分会有本质的下降。最终细胞治疗标准可能参考骨髓移植的价格。
UTC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赵阳兵则强调：“现在还远远不是考虑成本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还是安全和疗效问题。细胞治疗成本某种程度上与产业化程度、药物疗效和药物质量息息相关。要在保证疗效的情况下，想办法去降低成本，不能说为了从成本上考虑开发药物。成本确实是个问题，但随着市场规模扩大，研发和工艺各个环节上的改善，成本下降是必然趋势。这是整个行业一起努力的方向。”
最后，在谈到对行业整体发展的判断时，赛先生表示，中国在细胞治疗领域同样面临国际上遇到的挑战，最大问题是人才资源（尤其是学术+工业复合型人才）的缺乏以及长线资金的投入。
“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要看是否有产品上市、是否有新技术引入以及是否有一些突破性研究。最终要看上述的第一类公司能不能挣到钱，第二类公司能不能活下去，第三类公司能不能有一些黑马出来。”
以上文章来源于研发客 ，作者程昊红
